01 从α细胞到β细胞:代谢重编程打开新的可能
糖尿病,尤其是1型糖尿病,其核心病理特征之一是胰岛β细胞功能丧失。因此,如何恢复功能性β细胞数量,一直是糖尿病研究的重要方向。传统策略多聚焦于干细胞移植或转录因子操控,但仍面临供体短缺、转化效率等挑战。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不从外部补充β细胞,而是重新“唤醒”胰岛内部已有细胞的可塑性?
近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晋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黄河研究员、复旦大学药学院周璐教授及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俞飚院士团队合作,在Nature Chemical Biology发表题为“Metabolic reprogramming drives pancreatic β cell neogenesis from α cells”的研究[1],通过代谢重编程促进内源性β细胞再生,为糖尿病治疗研究提供了一条值得关注的新路径。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表型筛选发现,PRC2抑制剂能够显著诱导α细胞系中β细胞标志基因的表达。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PRC2抑制降低了转录因子ETV1的乙酰化水平,并削弱其与雄激素受体AR的相互作用。而代谢组学分析又揭示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差异:与β细胞相比,α细胞中的糖原合成代谢更加旺盛,而戊糖磷酸途径(PPP)通量相对较低。药理学抑制AR或遗传性敲除ETV1,均可重塑α细胞代谢,使其转向β细胞样状态。基于这一发现,研究人员合成了膜通透性的ME-6-PG(6-磷酸葡萄糖酸的甲酯化形式)。在小鼠和纯化的人类α细胞模型中,ME-6-PG处理均能诱导α细胞表达表达β细胞特征,并在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糖尿病小鼠中显著升高血清胰岛素、降低血糖,同时改善β细胞质量。

图1. 该研究概述图(源自Nature Chemical Biology)
(点击查看大图)
由此,这项研究勾勒出了一条新的细胞命运调控路径:通过代谢重编程,推动胰岛α细胞向β细胞样状态转变。研究不仅揭示了PRC2-AR-ETV1信号轴在维持α细胞身份中的重要作用,还发现了ME-6-PG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也更加关键:ME-6-PG进入细胞以后,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02 从“有效”继续追问:ME-6-PG在细胞里作用于谁?
在药物发现与机制研究中,“观察到表型”往往只是第一步。研究已经发现,ME-6-PG能够改变α细胞状态,但这种变化究竟只是来自代谢通量的改变,还是ME-6-PG还会直接与某些蛋白发生相互作用?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与经典的激酶抑制剂不同,ME-6-PG并没有一个预先明确的蛋白靶点。为了从复杂的蛋白质组中找到可能与它发生相互作用的蛋白,研究团队在这里使用了一项结构质谱技术:有限蛋白水解-质谱联用技术(Limited Proteolysis-Mass Spectrometry,LiP-MS)。
LiP-MS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需要预先知道靶蛋白是谁。它所利用的是:当小分子与蛋白结合后,蛋白的局部构象或动态性可能发生改变,进而改变蛋白不同区域被蛋白酶切割的“可及性”。因此,通过比较小分子处理前后蛋白酶解肽段差异,就有机会在蛋白质组尺度上捕捉由小分子结合所引起的结构变化。

图2. Lip-MS技术示意图[2]
(点击查看大图)
利用这一技术,研究人员发现ME-6-PG能够与胰高血糖素(GCG)发生直接相互作用。但一个技术得到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于是,研究团队又引入了另一种基于完全不同物理原理的蛋白结构/靶点验证技术--细胞热位移分析(CETSA)。CETSA 利用的是小分子结合可能改变蛋白热稳定性这一现象。蛋白与小分子发生相互作用后,其在不同温度下保持可溶状态的比例可能随之变化。研究中,LiP-MS与CETSA两种方法相互验证,共同支持了ME-6-PG与GCG蛋白直接相互作用这一发现,并进一步关联到α细胞分泌功能及细胞命运变化。

图3. Lip-MS(左)及CETSA(右)测试结果[1]
(点击查看大图)
其中,CETSA如果进一步与定量质谱结合,可以拓展为CETSA-MS/Thermal Proteome Profiling (TPP)。TPP能够在蛋白质组尺度比较药物处理前后的蛋白熔解曲线,从而寻找潜在的直接和间接药物靶点;经典工作流还可以结合 TMT 多重标记,将不同温度点整合进定量质谱实验中。

图4. TPP技术示意图[3]
(点击查看大图)
综上,该研究的机制探索并没有停留在:加入ME-6-PG→α细胞发生变化;而是继续向前追问:这个小分子进入细胞以后,可能直接“碰到”了谁?这正是现代化学蛋白质组学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所在。
03 不只是“有哪些蛋白”:质谱正在帮助我们理解蛋白“发生了什么”
传统蛋白质组学非常擅长回答两个基础问题:
Who?--样本中有哪些蛋白?
How much?--这些蛋白分别有多少?
而随着药物发现与生命科学研究不断深入,我们希望质谱能够回答更多的问题:
Where?--修饰或结合发生在哪里?
With whom?--它与谁发生相互作用?
甚至进一步追问:
How?--小分子结合以后,蛋白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LiP-MS正是这一技术演进方向中的代表之一。围绕药物靶点发现和作用机制研究,目前已经发展出多条各具特色的质谱技术路线:

(点击查看大图)
这些技术之所以对药物研发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始终存在:一个化合物产生了表型,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它为什么有效。
以这项研究中的ME-6-PG为例。研究人员首先观察到了α细胞获得β细胞样特征这一表型。转录组、代谢组等技术可以继续帮助我们观察大量下游变化,但如果希望进一步建立更加完整的药理机制链条,还需要继续回答:化合物进入细胞后作用于哪些蛋白?
由此,LiP-MS、TPP/CETSA-MS、ABPP等技术开始承担起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帮助连接:化合物→直接靶点→通路变化→细胞表型。现代质谱蛋白质组学也因此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靶点鉴定、靶点占有、选择性评价、脱靶发现以及作用机制研究之中。
04 从一台质谱,到完整的“药物机制解析平台”
无论是LiP-MS、TPP,还是ABPP,当研究最终进入复杂蛋白质组层面的鉴定与定量,高分辨质谱都是重要的分析工具。围绕不同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场景,Thermo Fisher高分辨质谱平台也形成了Orbitrap Hybrid、Orbitrap Tribrid、Orbitrap Astral等多种技术架构。但对于现代药物机制研究来说,真正重要的往往已经不只是“选择哪一台质谱”。一个现代化的质谱药物靶点发现平台,更接近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

图5. 质谱靶点发现研究体系示意图
(点击查看大图)
也就是从一个小分子出发,不只是观察“细胞发生了什么”,而是尽可能回答:它与谁结合?结合之后,蛋白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存在潜在脱靶?哪些信号通路被重新编程?这些分子事件最终如何与疾病相关表型建立联系?这也是近年来质谱技术在药物研发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色变化:从“鉴定工具”,逐渐走向“机制发现工具”。现代Orbitrap化学蛋白质组学工作流也越来越强调分析通量、蛋白质组覆盖深度和定量精度,以满足候选化合物筛选、靶点/脱靶发现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等不同阶段的需求。
而回到这项糖尿病研究,其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一个能够改变α细胞状态的代谢物。从PRC2-AR-ETV1信号轴,到PPP代谢重编程,再到ME-6-PG及其与GCG的相互作用,研究者沿着细胞表型不断向分子机制深入,逐步勾勒出α细胞命运转换背后更完整的生物学图景。
从“看到变化”,到“理解变化为何发生”,正是机制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而质谱,也正在这个过程中扮演越来越丰富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Zhang Y, Lu G, Xie W, et al.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drives pancreatic β cell neogenesis from α cells[J].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2026: 1-14.
2. Malinovska L, Cappelletti V, Kohler D, et al. Proteome-wide structural changes measured with limited proteolysis-mass spectrometry: an advanced protocol for high-throughput applications[J]. Nature Protocols, 2023, 18(3): 659-682.
3. Franken H, Mathieson T, Childs D, et al. Thermal proteome profiling for unbiased identification of direct and indirect drug targets using multiplexed quantitative mass spectrometry[J]. Nature protocols, 2015, 10(10): 1567-1593.